班村发掘：俞伟超思想与精神的结晶
俞纬超思想与精神不是一般传统和常规意义的思想与精神，也不是传统和常规意义思想与精神简单地延续， 而是世界考古学大潮与中国考古学实践历史性地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思想与精神。
一 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和启发
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美洲新考古学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的变革与发展，
新考古学，又称“进程考古学”，是60年代首先在北美兴起的一个考古学派；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学派的发起人，就是当时的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和他的学生郎格(William Longacre)、希尔(James Hill)和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等。
一般而言，新考古学有三个特点。
第一、批判传统考古学。
1962年，宾福德发表了新考古学的代表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1 。他引用了考古前辈威利（Willey）的话：“如果考古学不是人类学的话，那么就什么都不是”。这就意味着他认为以前传统的考古学都没有以人为本，所以都不是真正的考古学。
第二、新考古学的新学术目标。
宾福德认为考古学的目标应与人类学一样，要“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
第三、实现新目标的方法与途径。
为了实现新的学术目标，宾福德在《新考古学》一文中作了如下概括：除了“传统途径”以外，还有“新的观点”。
对此，张光直先生对新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做了如下概括：“大致来说，他们有几个特点：（1）注重文化生态学；（2）采用‘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以了解文化；（3）注重方法﹝以推论或演绎及‘假说验证’为主﹞而不求个别文化深度研究；（4）以文化社会变迁程序及法则之寻求为主要目的” 2。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新考古学更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1、系统论
核心：将文化视为由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如环境、技术、经济、社会）构成的动态系统。
案例：研究玛雅文明崩溃时，新考古学派不仅关注战争或干旱等单一因素，而是分析农业系统（土壤退化）、人口压力（资源过度开发）、政治结构（贵族阶层对资源的垄断）与环境变化（周期性干旱）如何相互作用，导致整个社会系统失衡。
代表作：海南出版社2022版，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复杂社会的崩溃》（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1988）。
2、假设▪验证的科学方法。
核心：提出可验证的假设，通过考古数据检验理论。
案例：假设“北美西南部普韦布洛聚落的兴起与玉米农业集约化有关”。研究者通过分析遗址中的玉米遗存密度、灌溉系统遗迹、人口密度数据，验证农业生产力提升是否直接导致社会复杂化
代表作：马克斯韦尔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论文（1994年第6期），琳达·科德尔（Linda S. Cordell）《古代北美西南部的农业与社会复杂性》（Agriculture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Ancient Southwest，1994）。
3、量化分析与统计学
核心：用统计方法处理考古数据，减少主观解释。
案例：对某遗址不同文化层的陶器类型进行频率统计，发现某类陶器在某一时期占比骤增。结合碳十四测年，推断这是外来文化影响（如贸易或移民）而非本地技术演变的产物。
代表作：剑桥大学出版社，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分析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1968）。
4、跨文化比较
核心：通过跨区域比较寻找文化演变的普遍规律。
案例：比较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美洲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发现人口密度超过环境承载力、水利工程需求、阶层分化等共同因素，提出“国家起源的资源压力理论”。
代表作：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追寻人类的过去》（In Pursuit of the Past，1983）
5、环境考古学
核心：强调环境对文化进程的塑造作用。
案例：研究北美阿纳萨齐人（Anasazi）的定居模式时，通过树木年轮数据重建古代气候，发现13世纪持续干旱导致农业失败，迫使人群放弃大型聚落（如梅萨维德），迁移至水源更稳定的区域。
代表作：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乔治·J·古梅兰（George J. Gumerman）《在环境变化中的阿纳萨齐人》（The Anasazi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1988年）。
6、民族考古学
核心：通过观察现代社群行为，推断古代人类活动。
案例：路易斯·宾福德研究阿拉斯加努纳缪特因纽特人（Nunamiut）的狩猎策略，发现他们根据季节变化选择不同屠宰方式。由此提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分布模式可能反映季节性营地而非长期居所。
代表作：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努纳缪特民族考古学》，（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1978）。
7、中程理论
核心：建立连接静态考古遗存与动态人类行为的理论模型。
案例：通过实验考古学复制石器工具并测试其使用痕迹，建立“石器微痕数据库”，从而推断遗址中出土石器的实际用途（如切割、刮削或狩猎）。
代表作：纽约学术出版社，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骨骼：古代人与现代迷思》（Bones: 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 1981）。
8、聚落考古
核心：聚落考古学是新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通过区域调查揭示社会组织形态。该方法关注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房屋结构等方面，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重建古代社会的阶层分化、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等。
案例：在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址的居住区分析中，研究者通过房屋面积、器物密度等数据重建了古代社会的阶层分化。
代表作：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Millon 团队《特奥蒂瓦坎测绘项目》（The Teotihuacan Mapping Project, 1973）
9、放射性碳测年
核心：放射性碳测年技术是新考古学在年代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该技术利用放射性碳同位素的衰变规律来测定有机物质的年龄，从而为考古遗址提供精确的年代框架。
案例：在美国西南部考古项目中，通过树木年轮交叉定年方法建立了精确的年代序列，为深入研究该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考古学在年代学研究方面的范式。
代表作：收录于《树木年轮、环境与人类：国际会议论文集》（编者：J. S. Dean，D. M. Meko 和 T. W. Swetnam）《树木年轮学与美国西南部高分辨率环境变化的重建》，放射性碳，第105-121页。
二 俞伟超思想
（一）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接受并引进“新考古学”的第一人。
之所以如此，与俞先生早在“新考古学”之前就开始的对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不谋而合3 。
1、 关于“考古学类型学”
一般都认为，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就是研究遗迹遗物的形态、相对年代及其演变规律，为考古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提供依据。
1981年和1982年，俞伟超先生先后在青海西宁、湖北沙市对北大考古实习生上课《关于考古类型的问题》4 。。其中，“关于用途同形态的关系”、“关于制法同形态的关系”、“关于生活或生产环境同形态的关系”、“关于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或审美观念同器物形态的关系”的演讲清晰地展现了他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新认识、新希望；最重要的是他已将考古遗迹遗物形态的研究方法上升到了“透物见人”的研究方法，上升到了一种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
2、关于考古地层学
一般而言，地层学是一种常规的科学方法，不可能有什么创新。但是，俞先生1981年和1982年，先后在青海西宁、湖北沙市对北大考古实习生上课，除了《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以外，还讲了《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5 。
在这篇讲稿中，他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形成不同文化层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文化层”与具体人类活动的关系，就是要搞清楚每一层文化堆积的形成原因，而不只是泛泛地将“文化层”都置于遗迹遗物相对年代证据的范畴之中。
在这里，他实际已将考古文化层的研究方法视为一种“透土见人”的研究方法，并上升到了一种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
显然，在俞先生的心里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都已经不再是遗迹遗物简单的研究方法，而是考古学窥探和研究人类历史的专门方法。
3、关于考古学的目的
与类型学要“透物见人”，地层学要“透土见人”一样，俞先生当时也十分关心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6 ？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他首先在北大学报分三期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研究》，详细讨论了周代的鼎制分类、使用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变化。
1981年，他又在《文物》上分两期发表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
1984年，他带学生到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期间他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学的是考古，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你们的对象是历史” 7 。
1988年以前，他还一直在酝酿《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他说：有关我国古代公社组织本名为“单”的最初想法，始于1958年。
很明显，有意识地不是单纯将考古学遗迹遗物作为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和内容，而是将人类历史的研究也揉进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揉进了他的基本思想和考古实践之中。俞伟超先生实际就是中国考古学将地层学、类型学也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第一人。
4、关于多学科研究
早在1963年，俞伟超先生就与侯仁之先生一起参予了内蒙乌兰布和沙漠调查涉及的多学科合作的科学调查工作 8。
1974年，俞伟超率北大师生在湖北盘龙城教学实习，不仅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还建议湖北省博物馆的同仁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9 。
1982年，俞先生率北大师生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发掘。末尾，他还亲自组织了发掘区的航空摄影。
回顾俞先生的思想和考古实践，他的确是中国“新考古学”的带头人。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科研条件的局限，对考古学学科问题的思考不如美国“新考古学”那样宏观,那样“高、大、上”；但他对地层学、类型学的思考却颠覆了传统考古学，为考古学从根本上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开辟了道路。
（二）
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初，俞先生接受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的邀请前往美国讲学。在此期间，他对“新考古学派”感同身受，回国时还带回了一大批有关的书籍和刊物，并顶住压力，到处宣讲“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观点。
他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新出现的那些考古学理论,实际上有许多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的中间环节性质的理论……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可能是习惯于直接使用哲学的历史唯物论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的现象，而忽略了中间理论的建设”10 。
为了转变中国考古学的固有模式，回国后俞先生接连做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努力。
第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介绍二战以后国外考古学理论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俞先生已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不久，就组织陈星灿、周星、宋新潮、曹兵武等青年考古学者，翻译并于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这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本介绍欧美最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籍。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国人面对面的了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最新进展，其中就包含了新考古学派宾福德1962年发表的代表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
第二，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
1985年4月，一份《中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引起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1986年9月，国家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承担了这项国家任务，为此还设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不仅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还竭尽全力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
第三，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航空考古队。
1985年，俞先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大力支持了国家文物局的设想，并于1991年完成了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航拍。
1994年，与国家文物局孟宪民、地矿部遥感中心郭佶滨一起到德国考察航空考古事宜11 。
1996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国家航空考古队12 。
水下与航空考古队的建立，不仅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更扩大了考古学的视野与内含。
第四，在河南渑池为中国考古学设立了第一个多学科发掘与研究的项目。
1990年代初，国家准备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计划修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其中，班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因地处淹没区面临被淹风险。
于是，思想敏锐的俞先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是，库区保护性发掘项目有一定的经费；二是，可以作为“新考古学”的试验田。
除了以上四项具体工作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俞先生与张爱冰合作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13 。其中，涉及了“层位伦”、“形态论”、“文化论”、“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全息论”、“艺术论”、“价值论”十大问题。
这里不仅包含了俞先生几十年考古的追求与思考，也包含了美国“新考古学”的启发。它是中国“新考古学”的宣言，也是中国“艺术考古”的宣言。
他说：“考古学的全部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
不过，能理解此话的人不多。
实际上，艺术价值的源泉就是创意和表达技法；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源泉也相似，一是大胆的假设，二是多学科地求证。因此，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质是一样，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其中，考古的过程应该自由，无拘无束，百花齐放。最后，“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不就是诗的考古学吗？
俞伟超思想！浪漫又求实。“班村”就源起于俞伟超思想，既浪漫又求实。
三 俞伟超精神
班村不仅是俞伟超思想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俞伟超精神的体现。
（一）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俞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欧美有较大影响的“新考古学”也随之对我国的考古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反对守旧不动者有之，仿徨与困惑者有之，大声叫好者也有之。为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俞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国际学术思潮的发展中吸取科学与合理的营养，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的机遇。
不过，俞先生的思考和有关言论也招致了不少的误解和批评。对此，他虽然也感到了“孤独、寂寞、苦闷、仿徨地跋涉人生的艰难”14 ，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为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和未来，他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给人们作出了榜样，呼唤人们理性地对待国际上出现的新的学术思潮。
1990年12月20日，先生先后给湖南的裴安平、安徽的张爱冰打电话，请他们到北京商量要事。12月23日是星期日，先生利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公楼的会议室召集了一个小会。首先，他介绍了想在河南小浪底水库利用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的基本想法；然后，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大家对先生的设想都感到非常兴奋。一方面，它意味着在国外新思潮新方法大量涌人的 时候，学界终于有了积极科学的回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创举，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建立一个科研基地，并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为了做好“试验田”遗址的选点工作，先生很快就委托中科院地质所的周昆叔先生领队，率裴安平、曹兵武、张广如一行前往河南渑池、新安、孟津三县小浪底库区淹没范围实地考察。先生之所以委托周昆叔领队，关键就在于希望从新的视角，从环境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和考虑不同遗址的意义。1991年4月30日，周昆叔先生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正式递交了《小浪底水库南岸遗址综合研究选点调查报告》，提出了为便于展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以班村为主，以杨家为辅的发掘点选择意见。
此后，先生又组织裴安平、曹兵武、张广如等开始制订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的初 步规划。
其中，“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摘录如下：
指导思想：任何古代的聚落遗址都并非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物质文化演进史中一个 承前启后的环节，而首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是这种生活各方面信息及其与环境发 生相互关系的整体。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不能仅限于遗迹遗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年代序列与 空间分布，而应立足于“重建”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而探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此，尽可能调动一切科学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目标：本项目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二、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
1991年7月23日，初步规划成稿。紧接着，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宾接待室又专门 邀请了考古学、民族学、地质与环境、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对规划初稿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显收到了开放与集思广益的效果。
1991年10月初，在得到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的前提下，班村先期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紧接着，10月16日又邀请国内外专家在三门峡市聚会再次讨论、修改总体规划。与此同时，各应邀与自愿参与班村发掘和研究的科研单位也向会议提交了自己的计划与设想。在讨论的基础上，会议除逐项落实了有关的发掘计划和科研方案外，还组织中外专家联合考察了班村及附近的杨家遗址，最终将第一个发掘点确定在班村。
一个发掘项目，从先期构思选点，再到整个发掘规划分层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中外专家联合参与，耗时近半年，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虽然它不可能为国内所有的发掘项目所照搬所效仿，但班村规划制定过程所透出的严谨、科学求实、追求完美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所有考古人永远学习的样板和楷模。尤其是面对近年考古规模日益扩大，部分考古项目发掘质量逐渐下滑的趋势，呼唤班村精神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经检索，自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至今尚无一个发掘项目拥有班村那样的包容与开放性。
首先，它有三个组织单位，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其 次，它对所有有助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敞开大门。在发掘的规划中， 关于这方面也有明确规定。
顾问组织与任务：为了确保本项目各种工作都能在有关方面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实施，并 能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项目拟邀请考古、人类学、心理、宗教、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测绘、遥感、统计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此外，还拟邀请美国考古学家参与顾问事宜。
发掘队的组织与任务：发掘队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二部分人员构成，其 中自然科学工作者至少应包括地学、生物、环境、电脑等方面的专家。
据统计，先后来班村工作和参与研究的国内各方面专家一共有4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 14个科研与教学单位；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3人，他们既参与了班村发掘规划的论证，也中途莅临发掘现场指导。
毫无疑问，这么多各方面专家的到来不仅创下了新中国考古史中众多学科专家参与单 个遗址发掘的纪录，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班村科学求实的质量，见证了开放的重要。如果说，班村的发掘在多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成果，那首先就应归功于它的完全开放。
除了对各学科的专家以外，班村还对所有自愿来工作的中青年学者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先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中青年学者的天然朋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年轻一代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是大家，也因为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更重要的是先生所倡导所身体力行的不懈追求与创新的精神，对国内外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与从不盲目自傲，与中青年人希望了解认识更多更新事物的愿望以及不断创新的强烈意识完全一致，不谋而合。这使先生除自身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诗一样的心外，还与中青年学者为共同的事业，为未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实际上，班村的成功也是先生面向全国广大中青年考古学者，并与之结为一体共同追求 的典范。
在班村，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分国界，不分门派、不分学科、不分学校、不分资历，只要愿意来的，一律吸纳。可以说，班村是考古学者共聚的“大家”。
曾参与过班村田野发掘的所有人员的名单现公诸如下：
信立祥、曹兵武、张广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张居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张建林、姜捷(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车广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爱冰(安徽合肥教育学院)，刘宇翔(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乔晓勤、李秀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曹静波、王永峰(河南省绳池县文管会)，裴安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本科生也曾到工地教学实习。
以上参与名单表明，班村的确是开放的。人们自愿地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自觉地参与多学科的发掘；一方面也是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自由的学术氛围。
张居中在纪念俞先生的文章中曾深情地写道:“参加过班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无不怀念那个黄河岸边偏僻的小山村，大家都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一心一意地探讨一些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5 ！
的确，所有参加班村工作的人都高兴而来，难舍而归。除了学术上的收获以外，更感到这是一块纯洁的学术圣地。
显然，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变革与未来，为了实现俞伟超思想，必须弘扬班村精神。
什么是班村精神呢？这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今天俞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俞伟超思想和班村精神将永远是鼓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俞先生，您安息吧！
1 路易斯·宾福德：《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1962）》，《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P45---55。
2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P107--134。
3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俞伟超：《关于“考古学文化”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张忠培：《俞伟超先生学术思想述略》，《文物》，2003年，第9期.
4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P54---107。
5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P1---47。
6 张爱冰：《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P6---15。
7 张承志：《诗的考古学》，《读书》，1987年，第5期。
8 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环境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P517----649
1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P10
11 孟宪民：《自蓝天探知大地——航空考古之访德记略》，北京大学纪念文集投稿，尚未发表。
12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我提一个小的问题……》，《国新办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等举行发布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年5月25日， https://www.gov.cn/xwfb/2006-5/25/content_292272_4.htm。
13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4 信立祥：《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学术贡献评述》，《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2期。
15 张居中《天庭布道倾才智文坛论剑少斯人》，《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