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俞先生，怀念班村
裴安平
2025年6月7日上午约10点，来参加“重回班村”研讨会的所有人员在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的安排下，抵达了班村遗址所在黄河南岸的对面。虽然在这里只能隔河眺望被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淹没了的班村；虽然当时雾气很重，只能看到班村的轮廓，但我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仿佛看到了俞先生在遗址上的身影，他还在喊我，我热泪盈眶……
（一）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接受并引进“新考古学”的第一人。
之所以如此，与俞先生早在“新考古学”之前就开始的对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思考不谋而合1 。
1、 关于“考古学类型学”
一般都认为，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就是研究遗迹遗物的形态、相对年代及其演变规律，为考古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提供依据。
1981年和1982年，俞伟超先生先后在青海西宁、湖北沙市对北大考古实习生上课《关于考古类型的问题》2 。。其中，“关于用途同形态的关系”、“关于制法同形态的关系”、“关于生活或生产环境同形态的关系”、“关于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或审美观念同器物形态的关系”的演讲清晰地展现了他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新认识、新希望；最重要的是他已将考古遗迹遗物形态的研究方法上升到了“透物见人”的研究方法，上升到了一种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
2、关于考古地层学
一般而言，地层学是一种常规的科学方法，不可能有什么创新。但是，俞先生1981年和1982年，先后在青海西宁、湖北沙市对北大考古实习生上课，除了《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以外，还讲了《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3 。
在这篇讲稿中，他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形成不同文化层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文化层”与具体人类活动的关系，就是要搞清楚每一层文化堆积的形成原因，而不只是泛泛地将“文化层”都置于遗迹遗物相对年代证据的范畴之中。
在这里，他实际已将考古文化层的研究方法视为一种“透土见人”的研究方法，并上升到了一种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
显然，在俞先生的心里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都已经不再是遗迹遗物简单的研究方法，而是考古学窥探和研究人类历史的专门方法。
3、关于考古学的目的
与类型学要“透物见人”，地层学要“透土见人”一样，俞先生当时也十分关心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4 ？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他首先在北大学报分三期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研究》，详细讨论了周代的鼎制分类、使用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变化。
1981年，他又在《文物》上分两期发表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
1984年，他带学生到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期间他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学的是考古，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你们的对象是历史” 5 。
1988年以前，他还一直在酝酿《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他说：有关我国古代公社组织本名为“单”的最初想法，始于1958年。
很明显，有意识地不是单纯将考古学遗迹遗物作为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和内容，而是将人类历史的研究也揉进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揉进了他的基本思想和考古实践之中。俞伟超先生实际就是中国考古学将地层学、类型学也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第一人。
4、关于多学科研究
早在1963年，俞伟超先生就与侯仁之先生一起参予了内蒙乌兰布和沙漠调查涉及的多学科合作的科学调查工作 6。
1974年，俞伟超率北大师生在湖北盘龙城教学实习，不仅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还建议湖北省博物馆的同仁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7 。
1982年，俞先生率北大师生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发掘。末尾，他还亲自组织了发掘区的航空摄影。
回顾俞先生的思想和考古实践，他的确是中国“新考古学”的带头人。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科研条件的局限，对考古学学科问题的思考不如美国“新考古学”那样宏观,那样“高、大、上”；但他对地层学、类型学的思考却颠覆了传统考古学，为考古学从根本上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开辟了道路。
（二）
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初，俞先生接受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的邀请前往美国讲学。在此期间，他对“新考古学派”感同身受，回国时还带回了一大批有关的书籍和刊物，并顶住压力，到处宣讲“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观点。
他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新出现的那些考古学理论,实际上有许多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的中间环节性质的理论……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可能是习惯于直接使用哲学的历史唯物论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的现象，而忽略了中间理论的建设”8 。
为了转变中国考古学的固有模式，回国后俞先生接连做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努力。
第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介绍二战以后国外考古学理论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俞先生已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不久，就组织陈星灿、周星、宋新潮、曹兵武等青年考古学者，翻译并于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这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本介绍欧美最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籍。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国人面对面的了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最新进展，其中就包含了新考古学派宾福德1962年发表的代表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
第二，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
1985年4月，一份《中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引起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1986年9月，国家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承担了这项国家任务，为此还设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不仅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还竭尽全力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
第三，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航空考古队。
1985年，俞先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大力支持了国家文物局的设想，并于1991年完成了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航拍。
1994年，与国家文物局孟宪民、地矿部遥感中心郭佶滨一起到德国考察航空考古事宜9 。
1996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国家航空考古队10 。
水下与航空考古队的建立，不仅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更扩大了考古学的视野与内含。
第四，在河南渑池为中国考古学设立了第一个多学科发掘与研究的项目。
1990年代初，国家准备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计划修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其中，班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因地处淹没区面临被淹风险。
于是，思想敏锐的俞先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是，库区保护性发掘项目有一定的经费；二是，可以作为“新考古学”的试验田。
除了以上四项具体工作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俞先生与张爱冰合作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11 。其中，涉及了“层位伦”、“形态论”、“文化论”、“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全息论”、“艺术论”、“价值论”十大问题。
这里不仅包含了俞先生几十年考古的追求与思考，也包含了美国“新考古学”的启发。它是中国新考古学的宣言，也是中国“艺术考古”的宣言书。
他说：“考古学的全部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
的确，能理解此话的人不多。
实际上，艺术价值的源泉就是创意和表达技法；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源泉也相同，也是大胆的假设和多学科地求证。因此，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质是一样，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其中，过程应该自由，无拘无束，百花齐放。最后，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这就是俞伟超思想！“班村”源起于俞伟超思想！
今天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了，但俞先生的学生和信徒们一定会沿着诗的考古学，沿着班村之路，永往之前。
1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俞伟超：《关于“考古学文化”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张忠培：《俞伟超先生学术思想述略》，《文物》，2003年，第9期.
2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P54---107。
3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P1---47。
4 张爱冰：《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P6---15。
5 张承志：《诗的考古学》，《读书》，1987年，第5期。
6 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环境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P517----649
8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P10
9 孟宪民：《自蓝天探知大地——航空考古之访德记略》，北京大学纪念文集投稿，尚未发表。
10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我提一个小的问题……》，《国新办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等举行发布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年5月25日， https://www.gov.cn/xwfb/2006-5/25/content_292272_4.htm。
11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